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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是和諧管理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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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科爾奈教授關于中國經濟正在由不平衡的增長向和諧增長的說法，反映在企業(yè)管理領域，也應當由粗放管理向和諧管理轉變，有關管理不當、不正當的弊端理應引起業(yè)界的高度重視。所謂和諧管理并非一團和氣，重要的是要體現出管理的正當性，從秦末典籍《呂氏春秋》中有關“順理”思想那里，我們可以受到有益的啟示。

管理的正當性出于順理

對于先秦學者荀子有關“善假于物”的句子，人們耳熟能詳。其中所要“善假”的，多為自然規(guī)律，荀子把它們列舉出來，是為了“勸學”；然而一般人并不了解在《呂氏春秋》中，也有類似的說法：“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边@并非簡單照搬，因為其中所要“善假”的，是被管理對象的優(yōu)勢或者潛能，不是為了“勸學”，而是向管理者“勸順”，體現了一種“順理”思想。

《呂氏春秋》“順民”篇的篇名已經告訴我們，“順理”的主旨就是順民心：“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經理人要想獲得成功，雖然需要在商言商，但那也是需要“順理”的，即獲得實質上的正當性。按過去的說法，經理人走上管理崗位，得到合法授權，名正言順，不存在再追問管理是否正當的問題�！秴问洗呵铩贰绊樌怼彼枷氲奶岢鰟t不然，對此作了涇渭分明的劃分。比如紂王與文王，權位的獲得都沒有什么瑕疵。文王在岐山時，還要接受紂王的節(jié)制，紂王更有權勢。但紂王的管理就屬于不正當的一類，如實施殘酷的炮烙刑罰等等；而文王就注意順民心。當紂王準備賞賜文王千里封地時，文王想用這千里封地換紂王的一道命令：解除炮烙刑罰，從而贏得了民心。隨著管理正當性的易位，導致江山易主。

這個例子同時也說明，在一個團隊中，不是誰的職權大誰就天然獲得了管理的正當性，而要看誰的主張更順理才更容易形成號召力。身居高位的管理者強調執(zhí)行力是必要的，但也應當反思自己的決策是否順理。否則，利用職權勉強造成執(zhí)行高壓，也未必能夠取得預期的協同效果；況且在不順理情況下，下級的執(zhí)行越用力，結果可能越槽糕。今年年初播出的電視連續(xù)劇《毛主席》中，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在指揮第五次反圍剿中總是抱怨紅軍指戰(zhàn)員執(zhí)行不力�？伤鲆暳艘粋€問題，那就是自己“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決策是否順理。即使按照他的說法，紅軍指揮員想保存實力，那也應當順應指戰(zhàn)員內心真實的想法，不能站在他們的對立面“崽賣爺田不心疼”。如果按照他的決策死守硬拼，紅軍的損失無疑會更大。

《呂氏春秋》所闡述的“順理”思想主觀上當然是在為統治階級著想，但在客觀上超越了君權神授等歷史局限性，至今仍然有助于澄清現代企業(yè)管理的一些模糊認識：首先，有助于防止管理的正當性與必要性的混同。在社會化大生產中，集中化十分必要；在瞬息萬變的競爭中“天然”需要管理者享有隨機處置的權利。但類似的必要性最終都要接受是否順理的檢驗，而不是相反。其次，有助于防止管理的正當性與權威性的混同。嚴格管理的必要性固然需要服從管理者的權威；但這種權威正是在順理中獲得的，管理者在行使管理權時必須心懷“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敬畏。再次，有助于防止管理的正當性與有效性的混同。管理的有效不是以管理者單方面的利益為標準來衡量的，必須防止一意孤行的“有效”。

順理是管理效率的杠桿

《呂氏春秋》在“順說”篇里講了一個故事：被譽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出山前，被魯國捉住。魯君將他裝在囚籠里，派差役用車押送到齊國。差役們習慣于“謳歌而引”，哼唱著號子拉車。管仲知道魯君手下有個施伯很有心計，一旦他得知魯君將自己放了，就會追上來殺死自己，所以要盡快趕到齊國。于是他就對差役們說：“你們喜歡唱，我就給你們領唱，然后你們應和我�！彼母韫�(jié)拍適合快走，因而車子在不知不覺中加快了速度。

從管仲的故事可以看出，《呂氏春秋》的“順理”思想雖然強調的是“道”，但同時也是一種“術”。用今天的說法，是世界觀方法論的統一。順理雖然是對管理者的要求，是對管理的制約；同時又提供了效率的保證，為管理者提供了提高管理效率的可靠杠桿，而不是像有些管理者所擔心的那樣，順理會以犧牲效率為代價。在“順理”思想里，天理、人心是一致的，都應當合乎規(guī)律。該書舉例說，大禹治理三江五湖時善于“因水之力”，順應水的特性疏導引流，故能取得成功。在管理中順風而呼、際高而望，同樣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在管理中“因人之心”雖然要進一步“因民之欲”，但并非簡單迎合，而是要發(fā)揮管理對象的積極性，汲取正能量。

“順理”中道與術統一的思想，實際上反映了管理正當性中的“正”與“當”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罢保从沉斯芾碚斝灾械恼x性質，是管理方法是否恰當之“當”的前提；前者是后者能否發(fā)揮正能量的決定因素和充分條件：“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然而，僅僅做到了前者還是不夠的，必須同時解決“當”的問題。在解決“當”的問題時，前者至少沒有邪惡的用心。管仲急于趕路雖然算不上直接是在替天行道，但盡快逃出虎口的想法無可厚非，也無損于差役們的利益。不過，假如管仲不顧差役們的感受，盛氣凌人，處置方法不當；或者使得差役們發(fā)現加快速度原來對管仲如此重要，而對他們來說并不會得到格外的好處，那極有可能是另外一番情景，節(jié)外生枝的情況將難以避免。

一般說來，在順理的過程中，管理者只要“正”字當頭，總會具有一定的憂患意識，需要自覺注意“當”的問題，不會漫不經心。也就是說，將順理作為管理效率的杠桿，并非單純追求績效，而是體現服務意識的必然要求。在順理中，管理對象往往是服務對象，管理者必須考慮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佳的服務效果，努力讓服務對象滿意。一方面，順理所要實現的管理效率是長期的，具有可持續(xù)性。不僅不會為了眼前的效益而不計后果，忽悠被管理者；而且會在被管理者暫時不理解的情況下忍辱負重，為獲得長期的回報，用明天的績效證明今天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在獲得管理效率的過程中要拒絕不正當利益的誘惑，努力解決管理不當的問題。既注重團隊內部的和諧，又保持環(huán)境友好，使管理效率的獲得順理成章。

對管理強勢應自我控制

毋庸置疑，要求管理者在行使管理職權時順理，是對其處理內部事務自主權的一種制約；然而這不等于外部力量的直接干預，需要管理者嚴格自律，完成從管理向治理的自我升華。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明確了管理所具有的正當性不是用來壓服別人的，管理正當或者正當管理來自于順理的內心確信，以及在踐行的過程中對管理強勢的自我控制，否則就會受到市場的懲罰，在《呂氏春秋》那里叫做歷史的懲罰，比如商湯取代殘暴的夏桀等等。

首先，管理者作為企業(yè)的創(chuàng)始人或者實際控制人，無論自己如何感覺良好，也不可挑戰(zhàn)眾望所歸的形勢。所謂形勢比人強，這里的“強”不是針對弱勢群體而言的，恰恰是大家與權勢者的較量。管理者能夠創(chuàng)建企業(yè)或成為企業(yè)的實際控制人，無疑有自己的優(yōu)勢；但是在既得利益格局形成之后，還有一個與時俱進的課題。一方面，頭腦清醒的管理者應當始終站在戰(zhàn)略的制高點，避免被邊緣化。另一方面，還需要將戰(zhàn)略思考具體化，防止不正當的操作或者出現操作不當造成失誤，避免《呂氏春秋》中所說“似順”情況的出現：管理者在對形勢的認識上不能似是而非，要善于發(fā)現形勢的本質；同時要防止下級的“似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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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表面上順從自己，卻不顧大是大非，甚至口是心非搞小動作，最終將使得自己十分被動。

其次，管理者在掌握了信息和資源支配優(yōu)勢的情況下，無論監(jiān)督是否到位，也不可挑戰(zhàn)道德底線。在正常的情況下，順理表現為規(guī)則意識，管理中的順理也就是合規(guī)。問題在于，中國企業(yè)的成長是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以管理者的開拓精神為先導的。其中就是以突破原有體制條條框框的束縛表現出來的，這在當時對于煥發(fā)企業(yè)和勞動者的活力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當市場經濟的發(fā)展需要進行新的規(guī)范，而新的規(guī)范尚不給力，或者總是滯后于實踐時，僅僅以合乎現有規(guī)范文本作為合規(guī)的標準是不夠的。且不說有管理者刻意鉆規(guī)則的空子，即使在監(jiān)管尚不能奈其何的情況下，管理者也應當以身作則，而不能恣意妄為。因為順理不是一個能否文過飾非的問題，而是一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歷史選擇，必將涇渭分明。

再次，管理者在轉型升級的壓力面前，無論人口紅利是否消褪，也不可挑戰(zhàn)被管理者的智慧�！秴问洗呵铩分兴f“順理”絕非強詞奪理，它是以“民之所說”，即以被管理者滿意為標準的，和現代企業(yè)管理的有關激勵理論是一致的。按照《呂氏春秋》的說法：“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多做人民群眾喜歡的事，民心就得到了。這和彼此在管理中進行博弈是兩回事。在經濟發(fā)展的粗放模式下，人口紅利大量存在，管理者似乎可以不顧勞動者的感受，讓他們機械完成指令就可以了；但是在經濟集約化發(fā)展中則需要更多的與勞動者合作，讓勞動分享更多的蛋糕份額，以便更多的激發(fā)勞動者的創(chuàng)新精神。在人口紅利與人才紅利之間并沒有天然的鴻溝，管理者只有在管理中體現出更多的正當性，才能順利實現前者向后者的躍遷，實現和諧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