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選預備會上賀延光(右一)一句“攝影記者不能讓歷史留下空白!”令南康寧(左一)熱淚長流。1987 潘科攝
在西安開啟的“《艱巨歷程》30周年學術展”展廳。
以影像定格歷史
解海龍的紀實攝影作品,喚起中國社會對貧困地區(qū)孩子成長教育的廣泛關注。本片攝于1993年,云南紅河縣蝦哩村垤瑪小學。圖片選自《見證:中國紀實攝影20人》
一場名為“《艱巨歷程》30周年學術展”的影展,在西安高新區(qū)的橡樹影畫廊開展,同時舉辦的還有“《艱巨歷程》全國攝影公開賽30周年系列學術活動啟動儀式”。三十年前在攝影公開賽中獲獎的攝影家李振盛、時盤棋、柳軍等,與當代藝術家王慶松、張大力、李潔軍的作品一同展出,互為對話。應邀參加活動的,還包括全國各地的諸多攝影家、藝術評論家。
一如2016年4月在深圳舉辦的“侯登科攝影回顧展1978-2002”,此次活動也引發(fā)出攝影內(nèi)外的諸多話題。
《艱巨歷程》是1987年由陜西攝影群體策劃并發(fā)起,中央電視臺、《中國記者》、《中國青年報》、《陜西日報》、《工人日報》等七家機構共同參與的一項全國攝影公開賽。據(jù)當時的新聞報道,活動自1987年8月向全國征稿,應征作品21864幅,應征作者1735人。在近乎海量的作品中,30個評委于1988年1月評出三十三個大獎,并在該年的4月于中國美術館舉辦展覽,十天的展期觀看人數(shù)逾十萬人,最后不得不延期展覽。
一個寫入中國攝影史冊的展覽,同時也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當中留下了深深一筆。經(jīng)由這次活動,一批直面歷史與普通民眾真實生存狀態(tài)的照片得以面世,當年在極左觀念影響下的一批擺拍照片被曝光。陜西攝影群體由此躍入公眾視野,他們帶起的“紀實攝影”風,自此深刻影響到當今中國許多攝影人的實踐。作為時代之眼,這些“紀實”攝影作品,為這個時代留下了許多在場的紀錄,也無形間開啟了國人審視自己當下處境的自省意識。
也許今天看來仍然不可思議——將這個攝影活動做出如此具有深遠意義的一群人,竟然出自一直被認為是觀念保守的黃土地上。或許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被昔日看展的觀眾留言稱之為“黃土地上的堂吉訶德”。
而今,如果你愿意置身“《艱巨歷程》30周年學術展”現(xiàn)場,依舊能感受到這份來自歷史深處的激情。并且再次感佩驚訝,這群志在沖破思想禁忌、填補歷史空白的“堂吉訶德”們,怎么還是初心未改、雄心未減,雖然他們中很多人已步入花甲之年,而其中的中堅力量侯登科已不在人世。
但是,出得展廳,又不能不想到,一個展覽三十年后再回顧,滄海已桑田。那些沒有親臨現(xiàn)場的人,到底有多少還能知曉、理解這場轟轟烈烈的比賽與展覽在當時社會的意義,并且到今天還記念于它?我們不妨回顧比較,同樣是《艱巨歷程》開始起步的1987年,同樣是陜西這片土地,當今的人們對哪些事情更為熟知:或許是賈平凹寫出了長篇小說《浮躁》;張藝謀推出了他著名的《紅高粱》;吳天明《老井》在那一年上映;路遙在他的自述中說,1987年,他在延安賓館寫著他的《平凡的世界》……顯然,文學、影視藝術,比攝影更大眾化,更具廣泛延伸的話題性。
遺忘與遮蔽,或許會囿于各種因素。言說與再揭示,同樣會面臨當下的新難題�;乜次覀兩硖幍臅r代,視覺圖像的傳播力,固然已非文字所能堪比。但圖像中所隱含的信息蕪雜與真?zhèn)危制鋵嵲谠黾铀碜孙@相上的吊詭,不幸的又是,人們每天面對的信息,幾乎呈秒速裂變。許多信息來不及做辨別,就已一閃而過。而與此同時,人們又習慣將《白鹿原》與《歡樂頌》同臺PK,一并言說。如此氛圍下,一場圍繞著三十年前的攝影展覽所做的學術回顧,究竟能在多大層面激起回響,這或許,又是三十年后才能追尋到的答案。
但是傾聽與回溯仍然必要,因為那里隱藏著我們的來路。
訪談人:孫小寧
被訪者:胡武功(攝影家、陜西攝影群代表人物之一、當年《艱巨歷程》攝影展主要策劃者)
回首1
回到起點談《艱巨歷程》
一 一邊拍照,一邊論戰(zhàn),陜西攝影群體當年的寫照
照片殘缺不全不好,我則認為有生活氣息。同樣,潘科、侯登科他們二人拍的戰(zhàn)士上前線的那組《出征》照片,當時也引發(fā)長達半年的爭論,這中間,我也是主力論戰(zhàn)者。為什么要參與這些論戰(zhàn),就是深感那種極左文藝路線下的影像作品影響太深了,大家要形成合力對抗那些假大空。
孫:我感覺,當時陜西攝影群體還特別愛召集四方人士開理論研討會。查當年資料,左一個戶縣攝影理論研討會,右一個西安美學研討會。八十年代走過來的人,好像都有這么一股子理論激情,但陜西這個攝影群體,理論情結尤其重一些。
胡:是,這是有原因的。雖然陜西攝影群體這撥人對當時的攝影現(xiàn)狀不滿,但是又苦于沒有思想武器。之前雖然也在不同地方召開的全國理論年會上表達觀點,倡導自己的主張,但是總是有支持派也有反對派。比如1981年在桂林召開的全國攝影理論年會,我當時提出反對擺拍,倡導攝影要對不良現(xiàn)狀做批評,結果便有人反對�;氐轿靼�,一講這些,大家就說,我們必須有思想武器。于是從1982年起,我們就在西安自發(fā)召開了一連三屆的攝影理論研討會,最后一屆,參會人員不僅有陜西的,還請了省外的朋友。一邊發(fā)照片,一邊寫理論文章,再到不同的攝影會議上去闡述,反思攝影現(xiàn)狀,陜西攝影群就這樣在全國范圍內(nèi)有了影響。
孫小寧(以下簡稱孫):4月底應邀參加這個活動,我以為會聽到很多當事人的回憶。但發(fā)現(xiàn)人來得很多,整體的活動基調(diào)卻不很懷舊。所以作為攝影圈外人,就有些不過癮。在此做這個補充采訪,是想讓攝影圈外人,或者年輕一代了解當年這個活動前后的事情。因為我多少能感到,當年做這個名為《艱巨歷程》的影展,你們同樣也走過了艱巨的歷程。榮耀和甘苦,其實也是歷史的重要信息。就從它發(fā)生的背景談起吧,為什么在那個年代,一群陜西攝影人,要做這么一個面向全國的攝影公開賽?最后的展覽還能有那樣大的反響?
胡武功(以下簡稱胡):其實,從大的環(huán)境講,是因為有了改革開放。當時最著名的口號就是“解放思想、沖破禁忌”。但從小的環(huán)境來說,具體到陜西,又涉及到我們這群攝影人的生存經(jīng)驗。我們這一撥攝影人算是“文革”中相對年輕的,就是下鄉(xiāng)也屬于年齡最小的“老三屆”。就拿我來說, 69年我本來可以考美院,但大學不辦了,考不成了。免于下鄉(xiāng),是因為被部隊召去當文藝兵,但是也沒躲過批林批孔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很多批判材料是運動中接觸到的,卻在這當中學到了中國文化。上面讓我們批孔老二,但我們心里卻認為,他許多話說的是對的呀。部隊戰(zhàn)士要拉練,這就有機會深入到寧夏、甘肅的農(nóng)村,70年代的農(nóng)村多苦啊,可是廣播上依舊喊著形勢這好那好。宣傳和實際,差異太懸殊了。不能不讓我們心里打些問號,這就培養(yǎng)了我們自省的精神。76年四五運動,群眾自發(fā)紀念周總理,我當時也拍了照片,平反后還參加了北京的展覽。又認識了北京四月影會那群攝影人。他們的攝影追求雖然和我們有差異,但在這個時候又不約而同匯成合流,其實都是要沖破多年沉積下來的極左文藝路線的束縛,求真求實,也追求藝術的解放與自由。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雖然現(xiàn)在大家說起陜西攝影群體,好像是個很明確的概念,但這其實是別人封的,我們默認而已。我們自己從沒有建立什么組織機構,所以自始至終不存在成立,也不存在解散,就是同仁做事。而之所以能集合一起做事,也是因為我剛才說的那種相似的生存背景、經(jīng)歷,讓我們的實踐與理念能彼此呼應。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在策劃《艱巨歷程》之前,大家在不同地方已經(jīng)小有名氣。比如八十年代初,我在部隊,侯登科在鐵路系統(tǒng),我們雖然最初不認識,但因為都看過對方公開發(fā)表的照片,所以已是神交。他拍為修鐵路而犧牲的工人,拍孩子與戰(zhàn)士,我為他寫評論,因此還和《中國青年報》的編輯有過筆戰(zhàn)。編輯堅持認為侯登科拍
二 就是想用影像檢閱下歷史,也檢閱下攝影人的實踐
胡:到了1986年,正好是全國美學熱,我們順勢也搭了個車,舉行了一個美學研討會,看起來是趕了個時髦,實際會議仍然重在批判。我們當時給極左路線影響下的攝影,歸納了一個概念,叫做“直接圖解的觀念模式”。為了開這個會,我們還辦了一個叫“西北風”的攝影展覽。意思是,既然邀請了全國各地的攝影人來開會,總要用照片展示一下自己的實踐。即我們是在什么樣的理念下拍了什么樣的照片,請全國的理論家來看一看,評一評,結果展覽很成功,會議也成功,最后還留下一本《攝影美學初探》的書。這其中有四篇論文,當時收錄卻阻力重重。其中由侯登科執(zhí)筆的《現(xiàn)狀與思考》,被有些人士認為觀點有問題,要大改,潘科關于藝術形式與內(nèi)容的辨析文章,則直接要求撤下。
孫:這四篇還包括您的《一面待樹的旗幟——關于攝影批評的斷想》、石寶琇《獨立藝術的獨特造型》。今天的人讀到這些,并不會有多少不適,甚至我個人覺得,你們說的只是些常識。
胡:所以可以想見當時的社會氛圍,一方面是改革開放,另一方面極左路線在攝影界觀念思想影響有多深。但不管怎樣,陜西攝影群體大家伙想法是一致的,勁兒也是往一處使的。也都感到,該做一件事情了。但到底是什么樣的事情呢。不知道。
到了這年年末,也就是11月,山東搞了一個國際和平年全國青年攝影大賽,這讓我萌發(fā)了也搞一個攝影比賽的念頭。很快,又有一件事情刺激到我。廣東也搞了一個攝影比賽,一等獎竟一萬元。但評出來的獲獎作品,卻仍然是舊觀念下的產(chǎn)物。一萬元獎金,那時可是不小的數(shù)目,當時我的工資也才五十元。而大獎卻給了這樣一件作品,我們不甘心。于是就想做一個符合我們自己想法的大賽。這當然也需要資金來源,我那時是在《陜西日報》,有個通訊員朋友在軍工部門工作,和他說了,他又匯報給他們領導,得到了軍工系統(tǒng)的支持。我們和他們談的條件是資金換廣告。拿廣告換來的錢籌備這次大賽。落實了資金,我就和潘科、焦景全去找住在臨潼的侯登科,經(jīng)過說服,他也贊成,大家開始行動。
比賽其實是搭一個臺子,讓影像說話,一方面展現(xiàn)共和國充滿曲折的歷史,另外也展現(xiàn)國人精神面貌的嬗變。最重要的是檢閱中國攝影人在這三十年的攝影實踐。比賽到底該叫什么名字呢?開始我想出個“艱難歷程”,大家覺得名字不響亮。侯登科說,那就叫“艱巨歷程”吧。艱巨有偉大崇高之意,最后真就叫“艱巨歷程”。
你剛才問,這么多年攝影比賽與展覽已經(jīng)很多,為什么到現(xiàn)在大家還看重《艱巨歷程》?我想重要的是它啟發(fā)攝影人的自覺意識。《艱巨歷程》在具體推進前,某些框架、理念就很清晰,它是一個追求實事求是的影展。它所倡導的“尊重歷史,發(fā)揚民主,鼓勵創(chuàng)新,張揚個性”,當時起草征稿時就寫進去了。這十六字方針你在今天學術展上也看到了吧?一點兒不過時。
三 人家說我們在搞“陰謀”
孫:當然不過時。難得的又是,你們最終實現(xiàn)了這十六字目標。我聽李振盛先生講,他雖然在那個紅色年代留了十萬張底片,但是敢拿出來發(fā)表的并不多。他甚至一開始也沒想?yún)①愒u獎,是一位他所敬重的新聞界老人幾次動員他參加,所以才有那些張震撼國人的照片問世,你們也給了他大獎。說是征稿,其實你們是在費心尋找你們想要的得獎作品。而評獎的過程,《侯登科的世界》的日記部分也做過這樣的形容:這里面“是戰(zhàn)略的預賽又是戰(zhàn)術的周旋�!边@讓人感覺中間也……動了心眼。
胡:(笑)我告訴你,當時人家說我們“搞陰謀”。確實是,而且必須這樣做。因為當時的環(huán)境,前面也說了,為什么一些照片問世,會有公開的論戰(zhàn),就是有新舊觀念的交鋒。這時候不采取一些“技巧”、“方法”,等于自取滅亡。當時為什么搞那么龐大的評委團,30人之多,這里也是有講究的。我們有十個鐵桿評委,就是和我們觀念一致的,也有十個觀點相左的,中間有十個搖擺派。沒有立場,可以爭取,我們評獎時就把這些人穿插起來。記得每天晚上評比結束,我們幾個人都在一起開小會,算票數(shù),看看怎樣穿插,能確保我們的目標不落空。這也是因為看了大量的征稿,摸清了底細,誰該獲獎誰不該獲獎,我們心中是有數(shù)的。
回首2
紀實攝影在中國 從《艱巨歷程》說開去
一 紀實攝影,一個后來才清晰的理念
孫:這個活動的社會意義自不必說,從中國攝影發(fā)展本身來看,也被喻為“一次革命性、實踐性、學術性很強的攝影活動,直接推動中國攝影改革與進步。”我注意到,這個比賽所設的獎項中有藝術獎項,但是顯然,大家印象深刻的,還是那些紀實作品。評論家鮑昆有句評語:“這是在當時的特殊歷史時期,中國 紀實攝影 真正在主流層面上獲得的一次最高展示。且,它是中國紀實攝影發(fā)展的重要轉(zhuǎn)折點,從此 紀實攝影 打破 沙龍攝影 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并開始在中國興起�!睌z影術產(chǎn)生于西方,“沙龍攝影”、“紀實攝影”在西方各有源流,只是又一個沒想到,當年作品被說成“土老破舊”的陜西攝影群體,不期然在那個特殊年代,成為中國紀實攝影的開拓者。
胡:紀實攝影……可以說是先行者吧。這個概念是后來才慢慢清晰的。當時信息沒有現(xiàn)在這樣發(fā)達,我們用的批判武器還是“批判現(xiàn)實主義”之類。是做完活動后研究、總結與看書,才發(fā)現(xiàn)這個概念。早在1981年,中國人民大學肖緒珊老師在《大眾攝影》發(fā)的文章中,就提到紀實攝影,但沒有引起人們注意。林少忠先生——他也是陜西人——在《中國攝影》當外文編輯,老先生對這個詞的翻譯不滿意,覺得應該翻成社會紀實攝影。他當時還寄給我許多瑪格南圖片社的圖片,每張翻拍后還寫了說明。看到這些,我們就完全接受了這個概念。我們所做的事情,就是紀實攝影。展覽中像李曉斌、彭振戈那些作品,也確實是地道的紀實攝影。從那時起,我自己就寫了很多推介紀實攝影的文章,也系統(tǒng)介紹過馬克·呂布的魅力。
孫:因為這個活動,很幸運被拉到與“艱巨歷程”有關的微信群組,看一群攝影人每天在聊,在爭,上傳一些文獻資料。攝影家武強先生(也是當年的獲獎者)保留了1994年您在平頂山和當?shù)財z影家懇談時的內(nèi)容,您定義紀實攝影“就是通過拍攝這些作品揭示這個世界,然后通過這件事情告訴世界上所有的人這些事情對于你們的生存是有影響的”。
胡:對,紀實攝影的題材,一定要是對人類的生存、對人類已經(jīng)產(chǎn)生影響或者是將要產(chǎn)生影響的,作品要體現(xiàn)人性與人文關懷。
二 紀實攝影,不斷發(fā)展的進程
孫:那如果從這個角度檢閱,陜西攝影群體后來參與到的一些攝影展,是否更能體現(xiàn)“紀實攝影”這個詞的內(nèi)涵?畢竟,理念清晰后,實踐到后面,才會越成熟。
胡:那是當然。做《艱巨歷程》時,即使有些東西意識到了,但是照片本身能體現(xiàn)的并不多。社會的開放進步很重要。要知道, 連“人道主義”這個詞,在相當長時期都是禁忌,說了要被批判。那時主張“攝影是人的藝術”,也是難的。后來,也就是《艱巨歷程》二十年后的2003年,我和攝影人安哥在廣州策劃了“中國人本”攝影展,而“以人為本”的理念,我清楚地記得,是2004年1月寫進中央文件的。也就是說,這個展證明了,攝影藝術家在它之前就已經(jīng)在實踐“以人為本”了。之后的2008年,我又和寶琇共同策劃了“中國民間體育”作品巡展,我們當時提出的理念是“強身健心”。其中的內(nèi)容,有的大學還專門讓研究生當課題研究。到了2012年,我在策劃《中國紀實攝影二十人》展時,央視紀錄頻道跟了上來,最后拍成電視片《時光》,我和潘科還主編了畫冊,叫《見證:中國紀實攝影20人》。之所以要做這些事,也是想從攝影自身發(fā)展歷程上來總結中國紀實攝影。畢竟又實踐了二十年,到底水平怎樣,和前輩吳印咸他們比起來,又有什么發(fā)展?
孫:您的看法是?
胡:我認為二十年來中國紀實攝影有了長足的發(fā)展,首先表現(xiàn)在對題材禁區(qū)的突破,逐漸與世界紀實攝影接軌,例如百姓生存狀態(tài)、自然災害、疾病、環(huán)保、戰(zhàn)爭等等,紀實攝影的觸角業(yè)已伸進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不僅是關于事物表征的記錄,更著力于人性的揭示,而且逐漸地形成我們自己獨特的攝影語言與審視標準。
當然應該清醒地看到,總體而言我們的紀實攝影走的還是西方發(fā)達國家早已走過的路子。這也是當年舉辦的外國專家與中國攝影師見面會上,外國專家對我們的評價。但是,我想說的是,雖然這是一條老路子,可中國必須要走一走。一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還多的國家,處于歷史性轉(zhuǎn)變的決定時刻,不能不留下轉(zhuǎn)型的印痕,不能不留下可視的影像文本。我們與世界紀實攝影有異同,但各有其優(yōu)。例如:國外的紀實攝影大都是“他看”,即發(fā)達國家的攝影師進入到第三世界拍攝,拍攝的題材大都是事件及事件中的人性。我們大都是“自看”,拍攝自己的日常生活及其生存狀態(tài)。國外攝影師追求所謂“視覺沖擊力”,我們更追求“潤物細無聲”。我對紀實攝影的這些理解都滲透在上面我所策劃的幾個大型展覽中,甚至是選片的標準。
孫: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年《艱巨歷程》所留下來的遺產(chǎn),后來一直在運用,在發(fā)展。但還有一問,當年陜西攝影群體理念是一致的,那過了這么多年就沒有誰轉(zhuǎn)向?畢竟到了今天,攝影的觀念也越來越多元。
胡:到目前為止還沒看到。這可能還是跟年齡、學養(yǎng)、文化結構與觀念有關吧。像邱曉明已經(jīng)在美國呆了20年,但他最近在拍的題材,仍然是記錄性很強的美國、墨西哥隔離墻,還是初心未改。但是,這并不阻礙群體人接受新觀念和新的藝術形式。有人認為這是陜西群體的局限或保守性,我個人覺得,局限或保守不能以藝術家是否親自踐行某種新的藝術形式來劃分。何況,在當代社會的轉(zhuǎn)型期,人文影像紀錄還是很重要的。你看法國的尤金·阿杰,他拍的那些巴黎轉(zhuǎn)型期的照片生前并不吃香,但現(xiàn)在,人們要研究巴黎城市變遷史時,就只有找阿杰,中國現(xiàn)在也開始介紹阿杰的作品。所以我經(jīng)常和朋友們說,我們所做的事,雖然里面有陜西人,也有和陜西相關的內(nèi)容,但眼光絕不能只盯著陜西,要有能力做中國的事,甚至有機會,做世界的事,要有這樣的自覺意識。這也是《艱巨歷程》留下的精神財富。
孫:不過4月開啟的這個“艱巨歷程學術展”,構建的形式是對話,開幕活動只一天,大家就都散去,總感覺歷史的部分展示的不充分,與今天的對話還只起了個頭。
胡:的確只是個開始,后面還有大量詳細的工作要做。包括文獻的整理,思想的再回顧以及紀實攝影在當下的可能性等,這個工程持續(xù)一兩年都未必能做完。但也不要小看這個起頭和這些對話議題的設置。當年辦展展出過假照片,就暗含了攝影“真實性”的探討。今天為什么會選三組和艱巨歷程不相關的作品并置展出呢?這里面同樣暗含著什么是“真實”的思考命題。大家討論在場,討論影像的再現(xiàn)與再造,討論虛擬與復制,這都是當今攝影所面臨的新問題。尤其是,當世界荷賽將獎項頒發(fā)給李潔軍的作品時,真給我們提出了挑戰(zhàn),要么荷賽獎錯了,要么紀實攝影、新聞攝影還有新的可能性。這些都是要在學術層面做探討而其實并沒有人在做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今天我們做三十年學術展,啟動這個儀式,盡管一時看來還有種種不如意,但是無疑是在做新時代下文化的基礎建設工作。再過三十年回頭看,也依舊能構成文化事件。孫小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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